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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叫什么(较厚的丝织品有哪些)

2022-05-20 02:20:332.35万

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叫纺坠。纺坠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时石器时代，可用兽骨制成，也可由拈杆插在纺轮中间形成。另外，纺坠的工作原理是用一手转动拈杆，另一手牵扯纤维续接。由于纺坠纺纱效率较低，且纱线的拈度也不均匀，因此出现了根据纺坠工作原理制作的单锭手摇式纺车。

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纺织布匹

原始社会嫘祖缫丝养蚕开辟纺织的先河。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切依据。

这是棉纺织的历史。文献和出土的棉纺织品实物证明，中国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棉花的种植和利用远较中原为早。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不够发达，边疆地区早已发展起来的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向中原的传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汉代，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品还比较稀奇珍贵。

到了宋代，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频繁，大量棉纺织品输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内地广为流行，植棉和棉纺织技术逐渐传入。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发现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块青灰色棉布。

1966年在浙江兰溪宋墓中出土一条完整的拉绒棉毯。这两件出土文物，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纺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它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时石器时代。出土的早期纺轮，一般由石片或陶片经简单打磨而成，形状不一，多呈鼓形、圆形、扁圆形、四边形等状，有的轮面上还绘有纹饰。

纺坠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纺织生产，对后世纺纱工具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并且它作为一种简便的纺纱工具，一直被沿用了几千年，即使在20世纪，西藏地区一些游牧藏民，仍在用它纺纱。

扩展资料：

起源：

中国机具纺织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多样化：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

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

丝纤维的广泛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的进步，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纺织

中国古代纺织器具有哪些?

（一）纺轮

纺轮主要是由陶质、石质制成的圆饼状，直径5厘米左右，厚1厘米，也叫“纺专”、“专盘”，中间有一个孔，可插一根杆。纺纱时，先把要纺的麻或其他纤维捻一段缠在专杆上，然后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圆盘，向左或向右旋转，并不断添加纤维，就可促使纤维牵伸和加拈。待纺到一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专杆上。然后重复再纺，一直到纺专上绕满纱为止，利用纺轮的旋转把纤维拧到一起，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股的纤维合成多股的更结实的“线”，要纺的纱线原料一端在纺杆上，搓捻纺杆，纱线就源源不断地纺出，并缠于纺杆上。纺轮是我国古代发明的最早的捻线工具，是纺车发明前人类最重要的纺纱工具。从全国大量出土的纺轮来看，新石器时期人们喜欢在纺轮上纹饰图案，主要有同心圆、漩涡、对顶三角、平行直线、短弧线、卵点纹等。

（二）纺锤

纺轮是纺锤的主要部件。在纺轮中心小孔插一根两头尖的木质直杆，即是纺锤。纺锤是纺轮与直杆结合后的产物。纺锤也称“专杆”，将野生麻等剥出的一层层纤维连续不断地添续到正在转动的纺锤上，一根根植物纤维纱条便产生了，这种纱条合并捻制成的线可以编织渔网、套索、篮子、系罐、制衣乃至建房。纺锤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三）纺坠

纺坠是纺锤的发展形式。早期的纺锤比较厚重，适合纺粗的纱线，新石器时代晚期纺轮变得轻薄而精细，可以纺更纤细的纱。纺坠的形状也由单一的圆形变为多种形状，如圆形、齿轮形、球形、锥形、台形、蘑菇形和四边形等。纺坠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纺织生产，对后世纺纱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四）原始腰机

原始腰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简单的织机之一，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已出现。浙江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遗址、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墓群中都出土了一些腰机的零部件，如打纬刀、分经棍、综杆等。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许多纺线用的陶纺轮，用陶纺轮纺好一定量的线后即可织布。当时人们织布使用的工具是水平式踞织机，又称“原始腰机”，原始腰机工作时要“席地而坐”、“挂腰足蹬”、没有机架、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用打纬刀打纬。腰机织造最重要的成就是采用了提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在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铜制储备器的盖子上有一组纺织铸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人们使用腰机织布的场景。

西南丝绸之路相关的有哪些地方

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史记》之《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拜为中郎将通夜郎、西南夷。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拜唐蒙为中郎将，通夜郎。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为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过“古道”，秦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海贝、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元代开滇数百年间，缅北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成为内地商人争购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国通过古道输往缅甸的最主要的货物为食盐，缅甸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纪中叶，中国最需要的缅货仍是棉花，缅甸最迫切购买的是中国的生丝，通过古道输出的商品有生丝、黄铜、雄黄、鞋子、药材等等。输入的商品则是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琥珀、宝石、名贵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汉晋时，永昌（保山）就云集中国外商贾，不少身毒（印度）商贾和蜀地工匠侨居于此，一些中原派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华阳国志 . 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骠人即缅甸骠国人，可能就是当时最早的印缅从商侨民。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带不断经过这里。公元8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中国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枢纽。古道的商业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镇网络，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 “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元和志》卷32载：“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处。”最初采用当地出产的笮、藤拧扭而成，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将人畜滑向对岸，以通往来。“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木板。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记行》中说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劳钦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禅记。”佛教的传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